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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比烟花更灿烂 -彭博商业周刊中文版--浏阳市银达利烟花燃放有限公司

它比烟花更灿烂 -彭博商业周刊中文版

2016-02-23

    火光四射,多彩炫目,一场金猴闹春的烟花表演点亮了纽约哈得孙河上的除夕夜空,也与帝国大厦的灯光秀遥相呼应。中国制造+中国艺术,再次装饰了纽约的2016年中国农历新年庆典。
    美国东部时间2月6日晚,中央美术学院与美中文化协会联合承办的2016年主题焰火晚会在哈得孙河上演。来自中国湖南长沙的浏阳烟花,与两位艺术大师携手,共同呈现15分钟的视听盛宴。
    音乐大师谭盾为这场来自家乡的焰火晚会创作了主题音乐,采用“金、木、水、火、土”五种元素,突出自然、环境、家园。曾设计指导北京奥运会开闭幕式、APEC等重大焰火燃放活动的焰火设计师刘琳则设计了焰火效果,他将焰火呈现为绿、黄、红等四季的色彩变化。
    在纽约焰火秀的燃放现场,哈得孙河Erie Basin码头、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对面,30岁的烟花女工程师张杨,屏住呼吸,望着河里三艘驳船上的美国合作伙伴发射出4667枚烟花,它们伴随着纽约广播电台的谭盾组曲,释放出多种颜色和多样的火光造型,炸裂夜空,刺激着人们的感官体验。
    几分钟前,张杨的同事按下了控制台前的按钮,启动了这场焰火表演。在这场烟花秀背后,一个近30人的团队负责了炮筒的安装与排置。张杨和另两名中国工程师来自浏阳银达利烟花燃放有限公司——这是焰火秀的供应商与协办方,团队中其他成员则来自焰火秀的主策划公司美国格鲁希烟花公司(Grucci Fireworks)。

 
银达利烟花纽约燃放美景

    格鲁希家族从事中国烟花的进口生意已经超过三代。1979年,中国刚刚向世界打开贸易大门时,格鲁希烟花公司现任董事长Phil Grucci的祖父就开始从中国湖南进口烟花。
    中国的花炮生意远比此久远。烟花的制作,源于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的黑色火药。这个极具中国特色的产品生产历史已经接近千年。
    现今,来自中国的礼花弹经历漫长的太平洋漂泊之旅(通常这样的旅程会超过一个月)抵达美国,然后升腾在独立日、圣诞、新年的夜空,或者绽放在美国人自家派对的庭院,成为欢庆时刻的绚丽亮色。据美国烟花协会2015年的数据,该国大型表演中使用的烟花75%都产自中国,而对个人消费者在自家后院燃放的烟花而言,这一比例则高达98%。
    这些礼花炮大部分来自张杨的故乡,中国湖南省东北一隅的县级市浏阳。在这座仅有140万人口的县级城市专门设有统筹并监管花炮产业的鞭炮烟花管理局(以下简称“花炮局”),约有40万人从事着与花炮相关的工作。据浏阳花炮局公布的数据,这里生产的花炮占据了70%的中国国内市场和60%的全球市场。除美国以外,浏阳生产的花炮产品还销往德国、俄罗斯等近百个国家和地区。
    来自浏阳的烟花在世界各国的上空绽放,闪烁着七彩光芒,装点着节日和喜庆的气氛。在绚丽的烟花和盛大仪式的背后,普通人看不到的,是这个拥有近千年历史、最传统的中国产品背后生产行业的艰难转型过程,鲜为人知的中国制造从生产向创意升级的价值链变革案例,也是东方古国特色文化产品低调拓展全球化生意的典型经历。

 


银达利烟花纽约燃放美景

    来自浏阳的中国烟花代表张杨的父亲叫张秋明,是纽约中国新年烟花表演背后的核心推手。2015年,张秋明第一次参与纽约除夕焰火秀,当时纽约正遭遇一场60年不遇的寒冬,但零下20多摄氏度的哈得孙河岸边仍有不少人观看焰火。格鲁希烟花公司的烟花师和银达利的员工一起做了20分钟的焰火表演。
    张秋明是浏阳银达利燃放公司董事长——这是浏阳当地规模最大的烟花燃放企业,同时他身兼浏阳烟花燃放协会会长职务。加上在烟花行业36年的经历,奠定了张在浏阳花炮燃放界的“教主”地位。

在中国的浏阳,有超过800多家烟花企业。

    自长沙驱车往东,从319国道出来,即进入革命老区、花炮之乡浏阳。浏阳是衔接湖南的醴陵和浏阳、江西的万载和上栗这两省4市的中心,它们共同占据着中国花炮市场80%的内销份额和90%的出口份额,而4个花炮主产区里,浏阳的规模最大。
    319国道在浏阳境内4400米的过境部分被称为“花炮大道”。2015年春夏,当地政府花费1.2亿元翻修了这条道路,但大道的起点处,一座水泥制的“花炮美神”雕塑站立了20多年,依然未变。那女神手捧金杯,纪念1986年浏阳花炮参加摩纳哥国际焰火大赛夺冠的经典时刻。有着一千多年历史、曾经是官府庆典和出口贡品的烟花爆竹,成了浏阳的经济命脉。据浏阳市花炮局对《商业周刊/中文版》介绍,2015年,浏阳市花炮产业集群实现总产值220.1亿元,其中出口销售额为30.3亿元,国内销售额为139.1亿元,原辅材料及相关产业50.7亿元。除了纽约的中国新年庆祝活动,在北京奥运会、国庆60周年、APEC等重要活动的焰火主题晚会上,在新年夜时的吉隆坡双子塔、台北101大厦和香港维多利亚港,浏阳产的焰火都是主力军。
    从花炮大道往北,拐到浏阳市市政府附近的浏阳大道,张秋明和很多同行的公司都在这个区域。1980年,张秋明18岁就进入花炮产业工作了,他做过生产,跑过销售,当过厂长,经历了这个行业的波波折折:偶有发生的烟花爆炸或火灾事故,每每引发公众对烟花爆竹产品安全性的担忧;公众还因为节庆时节烟花爆竹燃放产生的短时污染热烈讨论是否在大城市执行禁燃令;中国政府提倡的反腐行动和节俭倡议正在大幅减少奢华的庆典活动,其中也包括相应的烟花表演。
    张秋明办公室的书柜里整齐摆着87张焰火燃放工作证,其中有全国各地政府的庆典,也有南京青奥会、北京APEC等活动表演,以及韩国七夕节、沙特庆典(张形容这场庆典是“土豪不差钱,就是要创意,一场焰火几百万美元”)、阿根廷探戈焰火(与爆炸艺术家蔡国强合作)等。这些多是上百万元的项目,还有些三五十万的订单没展示出来,比如王思聪的生日派对,以及王菲、刘德华、宋祖英等明星的演唱会等——银达利通常负责舞台前喷烟花。今年张秋明最期待的大型活动是6月上海迪士尼的开园,迪士尼开园后,几乎每日都有烟花表演,他期待自己能拿下这份合同。


    作为浏阳焰火燃放协会会长的张秋明同时也是湖南省政府认定的“高级工艺美术大师”,不过,现年54岁的他与当地烟花同行们风格迥异。他戴一顶印有字母的时髦棒球帽,喜欢穿POLO毛衫,办公室里摆着美式咖啡机和苹果台式电脑。他的烟花生意也与当地同行不同,他比较早地从烟花生产转型做燃放策划。2006年开始,张秋明把业务重点放在燃放策划上,所用烟花少数自己生产,多数则从浏阳其他企业采购。当地具有专业燃放资质的企业100来家,银达利是规模最大、知名度最高、海外业务也相对最多的。
    “春节不放烟花,就没有过年的味道”,张秋明说,中国很多城市取消了新年和春节的烟花表演,浏阳的烟花反而以高科技、创意、文化内涵向国外输出,这非常令人欣喜。不过,让张不开心的是,接的国外订单越来越多,但像富士康之于苹果手机一样,银达利赚的只是份额不多的辛苦钱。他不肯透露海外合同的具体分成比例,但他的徒弟——浏阳另一家焰火燃放公司创艺科技的总经理黄成说:“和美国格鲁希烟花公司合作,产品、设备用的都是中国的,但是格鲁希拿下了单子,你赚百分之二三十的钱,它要赚百分之七八十。”
    语言和沟通障碍是国际订单的苦恼。张秋明对格鲁希烟花公司在迪拜拿到的一场燃放订单很不服气,“他们把衔接做好,可人手不够、设备不够,最后到浏阳来找我们,但我们只能赚点工钱。我们的技术、产品、创意都不输人家,唯一缺乏的就是沟通团队。我搞了这么多年,受语言方面的限制,很多很好的事都没成。”
    2015年1月底,张秋明跟花炮局的领导交流,说浏阳得多培养些懂外语的人才,不能只靠花炮老板们把自己的小孩送到国外读书。对方认同张秋明的提议,但眼前花炮局还有更揪心的事情:浏阳焰火秀在纽约做得很热闹,在中国本土市场却逐渐黯淡了。


    来自浏阳的烟花在纽约上空灿烂绽放,迎接中国农历新年的到来,但对浏阳大多数的花炮企业来说,2016年开局并不如意。自2012年中央实行“八项规定”起,原本受益于政府相关庆典活动的烟花行业备受影响。来自各地政府的春节、元宵节等焰火燃放订单,因反腐倡廉大幅缩减,“只剩些零散的商业演出项目”。当地规模最大的烟花生产企业之一颐和隆的总经理易守贵说,国际市场除美国之外都有些被动,中东的安全形势不好,巴黎遭恐怖袭击之后,法国等欧洲国家停掉了今年的新年焰火表演。
    县城人气的活络也反映了市场的某种萧条。与全国其他城市的汹涌返乡潮相反,浏阳人应该是春运的逆行者,他们本该出现在各地的燃放场所才对。《浏阳日报》“花炮周刊”的主任易守珍,多年密切观察市场,带《商业周刊/中文版》记者从报社前往浏阳市烟花爆竹总会的路上,看着窗外热闹的街道,语气有些无奈,“在2009年到2011年那一段时间,过年的时候,浏阳基本没什么人,都出去放焰火了,哪像现在呢。”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中国很多行业和地区都受到了影响,浏阳花炮却迎来了增长的契机。“十七大”那几年,国家倡导“和谐社会”理念,逢年过节,很多地方都通过花炮来营造“欢乐祥和的气氛”。《潇湘晨报》记录了2009年国庆节前的盛况:仅在9月30日那一天,浏阳花炮企业就接到了全国500场焰火燃放订单,总价值2.5亿元。
    当制造业升级、自动化设备更多进入工厂的时候,浏阳花炮行业最抢手的却是那些有十几年花炮手艺的婆婆。花炮厂的活计大都不需要什么文化水平,对体力的要求也不高,熟练是最值钱的技能。
    浏阳四面环山,在县城之外分为东西南北四乡,胡耀邦是南乡人,王震是北乡人,东乡历史上出夏布,西乡出花木。南乡人最早尝到了花炮赚钱的甜头,这里制作花炮手艺精湛的婆婆最多。花炮工厂嵌落在暗绿的山间,从卫星图上俯瞰,它们连成了一道道迂回蜿蜒的走廊。天然的山峰屏障降低了花炮厂出事故殃及彼此的可能。规模大些的花炮企业,有三五处厂房,占上百亩山头。
    庆泰花炮集团总经理黄启昌记得,当时他求着婆婆们来厂里做事。“早上派车把她们从家里接来上班,晚上还要给送回去。”花炮厂的工人们月薪3000元左右,和城区里的公职人员差不多。长沙市人社局2015年年初设定的浏阳市最低工资标准为每月1250元,而这些婆婆们,动作麻利些的,当时能拿到五六千元。
    花炮厂的工人大都经过长沙职业技术学院的短暂培训,当地人称之为“花炮学校”。但和很多县城一样,年轻人陆续离开了浏阳,花炮厂的本地劳动力已经渐少,出现了越来越多教育程度较低的贵州、四川打工者,而管理岗位想要招到一个本科生都不容易。全球最大的手机玻璃制造企业蓝思科技把工厂从沿海内迁至浏阳,消化了大量本地劳动力。
    易守贵大学读了市场营销专业,算是个“对口人才”。他还记得2012年1月《人民日报》的一张照片。那年除夕,在北京市怀柔区田仙峪村,一位领导人亲手用竹竿放一挂火红的鞭炮,照片里的每个人都喜上眉梢。
    “当年我单枪匹马出去转半个月,拉五六个大单子回来是轻轻松松的事情。”颐和隆的样品展示室记录下了易守贵经历的红火岁月,几百种烟花名为“年年发财”“我要发大财”“老板发大财”等。与房价等戏剧性的增长类似,浏阳花炮那几年也卖得极好,当地政府公布的数据显示,2012年当地烟花行业产值达到277亿元,与1992年的4亿元相比,20年增长了近70倍。
    但转折点很快就来了。“顶峰在2012年年底,到了2013年就急剧下滑,基本上每年的市场容量以30%到40%的速度在衰减”,易守贵说,“现在我即使带上3个伙计,开着满载烟花样品的车出去找客户,也经常是徒劳一场。烟花加鞭炮市场规模总共也就300亿元的样子,鞭炮150亿,烟花150亿,但是有多少生产企业呢?加上醴陵那些地方,一共近3000家,摊下来,大家赚不到什么。”
    浏阳花炮局的官员们一直在寻找政府燃放订单之外的出路,他们和各家花炮企业一起商量了长沙橘子洲周末的音乐焰火表演。那已经成为当地一景。
    2010年之后,“文化创意产业”在很多城市成为热门概念,长沙市也喊出了打造国际文化名城的口号。浏阳花炮开始固定每年5月到10月每个周六在橘子洲举行盛大的音乐焰火表演。表演以各家比赛的方式,不收门票,过去5年,音乐焰火表演累计5000万观看人次,给当地带来了不小的旅游收入。
    花炮企业也从中赚得了名声,但这不足以扭转令人沮丧的国内市场。目前,全国700多个城市对烟花施行禁放、限放政策。这个春节,北京的烟花销售时间又缩短了,仅有10天(2015年为11天,2014年则为20天)。浏阳企业为北京市场准备的花炮数量也从去年的31.5万箱下降到23.5万箱。
    对那些产值在2000万元以下的小企业,2016年将是个难捱的冬天。当地也在考虑行业整合。1月份,浏阳市有关领导在烟花爆竹总会2015年度年会上说,未来3年,浏阳将继续淘汰落后产能。今年,200家烟花爆竹生产企业将消失在企业名录之中。


    在花炮行业面前,号称颠覆一切的互联网也犯了难。这座县级市的生活节奏似乎整体上比外界慢了半拍:在中国房价普遍飞涨的十来年里,浏阳的房价很多年没变过了,一直稳定在4000元/平方米上下;饿了么、百度外卖一类的餐饮O2O没有来得及覆盖这里;他们也会用顺丰、圆通等快递公司邮寄包裹,但对维系着城市发展命脉的花炮行业而言,渗入各行各业的现代物流系统难以发挥作用,发展电商的路子也被堵住了大半。
    叫张秋明“师傅”的85年小伙儿黄成是花炮行业里的年轻一代,他在2013年的第十一届花炮节上通过花炮局葛局长的介绍认识了张。黄成曾为多家没有创意团队的花炮生产企业策划过橘子洲的音乐焰火表演,他自己的烟花公司也在茅台酒厂、湘西遗址、无锡太湖等地做过多场企业赞助的小型燃放。
    黄成学的是电子信息专业,曾在北京打工过一年,很是向往互联网的商业模式,最欣赏小米的“社区商务”:先通过搭建社区、提供免费的服务来聚拢粉丝,再慢慢推出产品,通过“米粉节”来营销。2015年年末,他到深圳参观了一圈,又一次被沿海城市互联网的气氛触动,拿着小米的案例去了花炮局和大家商量,却得到了“行不通”的答复。
    早在十来年前,当阿里巴巴的业务仅在浙江省内有些名气的时候,浏阳人就动了在网上做生意的心思。烟花爆竹总会的人和马云见了面。浙江本是个花炮消费大省,可马云最终也没点头:配送花炮需要成本高昂的专用危爆运输车,而产品销售的季节性又很强,权衡下来是笔不值当的买卖。
    直到现在,烟花爆竹总会仍然为麻烦的运输问题犯着愁。据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统计,全国每天产生的快递包裹数量在4500万到6000万之间。可这其中,没有一份属于浏阳花炮。按照有关规定,花炮必须要用一类危爆车运输,其运输成本比普通危险品昂贵。旺季时,每天约有23辆满载花炮的危爆车从颐和隆烟花出发,开往全国各地。包括河北省在内的几个省市禁止危爆车开上高速,路上时常耽搁,途经的省份若是恰好在开重要的会议,花炮也要跟着停运。
    “别的行当搞O2O都可以,可我们没办法。”浏阳河边,在烟花爆竹总会那栋掉了绿漆的老楼里,总会秘书长张明福向《商业周刊/中文版》介绍,浏阳花炮仍保持着传统的销售方式。每年开春后,400来家花炮企业的老板就加入了协会组织的内销订货会的准备工作,全国巡游之旅在4月启动。对中国那些集中生产某样产品的城镇来说,为了和省外的买家建立起关系,企业抱团带着样品去做集中展示、签下订单后再回来发货是典型的做法。2015年,花炮订货会的旅程囊括了黑龙江、辽宁、河南等7个省市。
    订货会上的买家多是本地的经销商,产自浏阳的花炮经过他们的手再到市场上,价格就要翻上两三番。也有人不怎么喜欢这种“价格玄虚很大”的模式。2014年年末时,黄启昌联合十几家花炮企业成立了浏阳花炮连锁,开始尝试在乡镇设立连锁经营的烟花超市。
    在花炮行业,连锁店的模式才刚刚崭露头角,甚至成为了近两年来浏阳人口耳相传的新鲜事。《浏阳日报》“花炮周刊”几乎是同步更新了花炮连锁从起步到在湖南80多个县市开店的消息。
    年前,年轻人黄启昌正琢磨着做出一套面额不等的花炮提货券来,让长沙人在回到张家界老家时能直接到门店凭券提货。这个从小在花炮圈子里长大的“花二代”——浏阳人把因袭父辈继续从事花炮行业的年轻人称为“花二代”——感觉自己正在经历一次创业。
    黄启昌是湖南医科大学毕业的,他的父亲黄蔚德1986年创立了九林鞭炮厂,又在1998年组建了庆泰烟花,拿到了“中国驰名商标”的牌子——浏阳共有7家这样的花炮企业。黄启昌最初的设想是通过花炮赚些钱,再去建医院,可“弄来弄去,2000年的时候就彻底干到花炮上了”。他说话声音很大,一块接着一块嚼槟榔,感慨道,“人生啊,很多愿望和理想就在那个时候发生了改变。”
    报纸上关于花炮连锁的最新一条消息是,它在京东商城开店了。2015年11月开始,在那些设有连锁店的县市,买家可以在京东下单订货,连锁店会派人把花炮送上门去。这似乎是突破物流障碍、向着O2O靠近的一次有益尝试。不过,乡镇里的人们似乎还不太习惯这样的方式。
    负责京东商城具体业务的,是“花炮周刊”板块最早的创办人王青。去年,他因为报社编制问题下海经商,到了老朋友的新公司担任电商负责人。他8岁的女儿穿着粉色的小花袄,翘起两股麻花辫子,抱着一箱儿童烟花组合产品,成了花炮连锁的网店模特。
    最近,36岁的王青正忙活着和人们解释电商的逻辑,除了向消费者介绍如何在京东商城上买烟花,还包括向花炮原、辅材料供应商介绍什么是“B2B”和“大宗商品交易平台”。
    王青今年最想做成的事情是建立一个叫作“烟花帮”的原、辅材料交易平台,向钢材B2B平台找钢网那样,让整条产业链的交易都变得透明起来,可他也知道,在浏阳,说服这些各守一块地盘的家族企业把产品放到自己的网上来卖,要多费些力气。
    黄启昌把花炮连锁的尝试称之为“创业”也并不无道理。这样的形式在电子商务不发达的浏阳已算走在了最前头。浏阳市政府直到2015年10月才成立了电子商务科。“那以前,我们的业务都没人管”,黄启昌当作笑话般地说起这件事,“这个行业在互联网里跑不起来,很慢很慢”。
    细小的变化还是发生了。黄成因为一项叫作“微焰火”的生意,而觉得自己和小米之间的距离稍稍缩短了一点点。“微焰火”是设计编排好的多款家庭焰火产品组合,装在十来个箱子里,客户买回家简易组装之后,通过电子控制台点燃,售价在三五千元到一两万元之间不等。2011年时,另一家中国驰名商标企业梦想烟花首先提出了这个概念,黄成很快也加入进来。他觉得这样的形式可以走“定制化”的路子,根据客户的要求,为生日聚会、婚庆等场合搭配不同的产品,还可以通过微电影等形式去营销。
    接近互联网的冲动就像泉水,一直在这个传统的产业里汩汩地冒着泡,只是速度缓慢。今年春节,在几家花炮企业的样品展示间里,新一波的烟花产品都在外包装上印上了二维码。扫扫这个小方块,买家能在购买前就看到烟花绽放开来的样子,不用再凭着名字去揣测了。这大概是眼下花炮与互联网结合的,唯一快速可行的方式。


    每一年,大概有3万个满载浏阳花炮的TEU集装箱,从上海港或香港码头出发,在世界地图上画下通往美国、德国、俄罗斯等97个国家和地区的航线。尽管出口的份额不及内销份额的三分之一,但在浏阳,还有约200家花炮企业具有自营进出口资质。
    东信烟花是最早拿到烟花外销牌照那拨企业中的一家,去年的出口规模超过1000万美元。东信烟花外贸出口部门的总经理钟娟30来岁,曾在“非典”时期来北京学过一年多英语。最初,钟娟在美国市场找到了一位勤恳的合作伙伴。那人开着车从南到北、从西到东转遍了美国,拉到了很多燃放公司的订单。此后,依靠客户间的互相推荐,找到新生意就要省力得多。如今,美国已成为东信最大的出口市场,占了70%的份额。
    在东信烟花的样品展示间里,各国买家的喜好更为直观地显露出来。货架上供给美国市场的集束烟花裹着一层印有比基尼女郎、怪兽或战斗机的贴纸,而标有德文字母的则多是一些手持烟花或包装闪亮的“小火箭”。这些都和中国市场上最为常见的那种里里外外都洋溢着红色喜庆色调的烟花不同。
    这些外国客户也会到浏阳来,逐个地看看各个花炮企业的试样(试放花炮)。彭博社报道称,美国烟花市场需求超过四分之一集中在7月4日独立日前后。那段日子,专业燃放公司将燃放大约7700吨烟花。从下单到到货,大约需要三个月到半年的时间。开春之后,浏阳城区里的酒店即将迎来一些美国人,并签下供应独立日烟花的合同。拿到订单之后,钟娟会拿着需求和报价去工厂订货——东信烟花自己的工厂和其他花炮企业的工厂,她都会去,根据订单排期确定选择。完成生产后,质检验货和海关报检同步进行,副处级海关机构星沙海关承接了审批单证的业务。再之后,便是联系船运公司订下仓位,将花炮运送到港口,等着货柜来了装柜发货。如若一切顺利,从上海港出发的花炮,一个多月后就将抵达大洋彼岸的美国。
    钟娟不怎么担心熟稔的外贸业务了,她现在正苦恼着另一件事:她正逐步从60岁的父亲钟自奇手中接下东信烟花集团包括生产线在内的全部业务,而在家族企业表面上的超稳定结构之下,也总有些暗潮汹涌的时刻。钟自奇在1996年创办的东信烟花,做开了从生产、销售到燃放的全部业务,他的其他3个亲兄弟也都在集团里做着一些活计,这家公司已成为浏阳规模最大的花炮企业。钟自奇有6个孩子,而钟娟此前仅分管着17人的外贸部门,现在则要谨慎地接过集团1600余人的管理权。
    利益交割难免触及敏感的部分。据“花炮周刊”报道,曾有位名为李文海的“花二代”尝试开发过一套管理软件,来规范花炮企业在用料、生产等环节产生的成本,可根本实行不了,“大家已经习惯了人情式管理”。
    “我的外贸公司这边,大家都比较了解我,在工厂那边,大家虽然认识得比较久,但是相处时间是很少的,他们对我、我对他们都不是特别了解,跟他们讲事情的时候,就要讲得详细再详细,不然他们就会误会了意思。”钟娟婉转地说道。不过,在隔天的一场饭局上,另一家与东信有着老交情的花炮公司老板给出了更为敞亮、明晰的说法,钟娟“得从看着自己长大的叔叔们手中接管生产线,多少有些麻烦,亲戚们也都在厂里,难免不服气”。亲情网络里,“花二代”的身份变得局促而尴尬。


    烟花本是一个关乎喜庆的产品,不过,像纽约的中国农历新年烟花庆典一样,因为设计因素和艺术家的参与,这个传统的、带着中国文化色彩的产品正在和创意产业结合。烟花与艺术结缘,浏阳人要感谢艺术家蔡国强。
    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2015年1月24日晚上9点,位于博卡区(La Boca)的PROA基金会美术馆外聚集了数万名观众。一曲阿根廷人耳熟能详的探戈舞曲《无尽苦难的小游行》(La Cumparsita)奏响后,4对舞者踏起舞步。和着节奏,43810枚礼花弹次序炸响,在夜幕中打出金色的西班牙语词汇:“你跳舞吗?”“我们跳一支舞吧”……接近尾声时,焰火秀在《回到南方》(Vuelvo al sur)的曲子中达到高潮,蓝白色的烟花呼应着阿根廷国旗的颜色,又在一串“QUE NOCHE LA DEANOCHE”(昨晚真棒)的字母后淡淡隐去。
    这场秀名为“人生如舞会:为阿根廷作的探戈焰火”,是艺术家蔡国强的作品。这个1957年出生的福建泉州人,自1980年代中期就开始使用火药创作艺术作品。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时渐渐迫近鸟巢的那29个“大脚印”、2009年建国60周年天安门焰火表演、2011年台湾的跨年庆典、2014年北京APEC会议的开幕焰火,都出自他的手笔。
    “探戈焰火”是个国际化的组合,音乐创作邀请了阿根廷当地音乐家Omar Viola和Federico Elguero,舞者中则有来自纽约的2014年国标舞世界冠军Celia Chou和Erminio Stefano,而在一个多小时里接连绽放的烟花,则来自浏阳。
    这是浏阳人在出口产品之外寻找到的另一张国际舞台入场券——艺术焰火燃放。“探戈焰火”所用的礼花弹来自另一位“花二代”唐演绎的家族企业——新年烟花。唐演绎的父亲唐新年出生于正月初一,公司因此得名。新年烟花为张秋明的公司银达利提供了半数的海外燃放产品,而他自己也做着一些出口生意。
    海外大型节庆的生意并不是简单的外贸生意。东南亚国家的国庆节订单大部分是通过外交部、商务部这样的正式途径一层层找来的,而非洲国家的燃放生意,则多是源于像保利集团那样的中国本土大型企业在当地投资项目时的赠礼,美国的独立日浏阳的烟花公司也有参与,不过只扮演了供货商的角色。
    在一间可以俯瞰浏阳河与县城的办公室里,唐演绎说道:“我很清楚一些活动,中国和外国的燃放公司同时去竞标,拼不过人家,外国公司拿到比较大的利润,反过来又请中国的工人去生产、燃放。”他和张秋明看法一样:产业链上游的燃放策划、创意是最有前途的部分,也是现在的浏阳花炮最为匮乏的东西。
    在他看来,若想走到舞台的中心位置,参加德国纽伦堡烟花展会等活动展现自己是其中一种方式,另一种则是借助参与著名艺术家的表演磨炼技艺,例如善于使用火药进行创作的蔡国强。唐演绎、张秋明、钟娟、黄成的公司都和蔡国强有过合作,蔡提出创意方案,他们来选择产品搭配,广州亚运会焰火燃放总设计师刘琳则是双方的牵线人。
    唐演绎和蔡国强的第一次合作发生在2014年8月10日下午。灰黄色调的白日焰火在上海黄浦江面升空,这件名为“Elegy”(挽歌)的焰火作品直至燃放前不到48小时的时候还未尘埃落定。蔡直至8月8日晚上才争取到公安部的批文,就立即派人拿着批文搭乘最后一班飞机抵达长沙(按照安全规定花炮运输证件必须与运输车同行),唐演绎则连夜开车将烟花运往上海,抵达后剩下的安装调试时间只有10来个小时。这部作品被视为“焰火抽离了大型庆典之后的第一次公众亮相”,也让唐演义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什么是“艺术焰火”。
    接下来的第二次合作是2014年11月的北京APEC焰火。唐演绎的烟花研制工作从半年前就开始了。当时刘琳没告诉他用途,只说需要一种绽放开来能够呈现出英文字母式样的礼花弹。彼时,浏阳本地花炮企业的产品,距离打出完美的字母形状还有些距离,因此错过了2011年蔡在法国塞纳河边的《一夜情》焰火表演——那场表演蔡最终选择和法国焰火策划集团Group F合作。2014年10月,唐演绎的礼花弹经过一次次试燃放,最终成形。也是在那时,他才被告知这些烟花会绽放在APEC会议的《春夏秋冬》组曲之中。
    张秋明和黄成也去了APEC的现场,他们一个负责鸟巢顶空上的字母焰火,一个负责立柱边的特效烟花。自那之后,他们都更加清晰地意识到,传统的烟花产业若想被拯救,“真正有前途的还是创意”。“去年开始,我就慢慢意识到这个问题,烟花不是没有人喜欢,它实际上是有生命力的东西,但是我们做出来的东西内涵还不够。”黄成回忆起此前去山西放烟花的经历,那时粗犷的产品让他只敢自称是“放炮的”。
    开春后,浏阳花炮又会出现在蔡国强为纪念日本福岛核泄漏而作的烟花表演中。不过,蔡的焰火更像是一种表演艺术,浏阳花炮企业还需要在此基础上,打开广阔的燃放市场,使之变成生意。
    年轻人已开始了新鲜的尝试。2013年后,黄成原本近30人的团队只能够维系8个人的工作,他借此成立了全新的“花火剧团”,正尝试着把无人机、微电影这些新鲜的元素和传统的花炮融合在一起,做可以巡回表演的剧场演出。最近,他又认了一位师傅:为民间传统焰火技术“打铁花”拍摄过纪录片的中央电视台导演刘铁鸣。他希望能再学习一些编排技术,也把打铁花的元素加入到他的剧场里来,让焰火表演变得“更有艺术内涵一点”。
    黄成还希望能塑造出一个先进又充满艺术气息的花炮品牌来。2月7日除夕夜,央视春晚广州分会场,伴随着歌手孙楠的一曲《冲向巅峰》,无线联控系统控制着数十架大疆无人机缓缓升空,无人机下方悬挂着浏阳烟花,在到达舞台上方四五米的高度时甩出一道道银光。虽然这是个自掏腰包的赔本买卖,但黄成仍然感到兴奋——浏阳花炮虽名声响亮,却没有几个能被行外人叫出名来的花炮企业,而这次电视直播,屏幕下方出现了焰火赞助企业的名字,“这是免费的宣传片”。
    元宵节过后,中国大街小巷的爆竹声多已平息。不过,在晚上6点半到10点来钟,浏阳河边的观礼台仍稀疏传来花炮试样的声音。笛音烟花在上升过程中发出“嗖——嘭”的空气嘶鸣声,有些闷钝的嘭声意味着一颗礼花弹的燃放。当地人相信,若是市场形势能变好一点,“花炮之乡”该是夜夜新年。撰文/文亿 编辑/丁伟、刘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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